民主与人权,向来是美国及西方用来标榜其制度先进性、体制优越性的惯用口号。但就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今年11月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准备大打出手之时,就连民主人权也不幸沦为了他们拉选票、刷存在的政治筹码。近日美国国内成千上万女性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就是两党将女性堕胎权作为争论焦点的行为体现。显然,不论此前的特朗普政权,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他们都将“政权”摆在了“人权”前面。

据最新消息显示:自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6月25日正式作出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宪法保障堕胎权的历史性裁决,使得本国成为首个收回堕胎权的西方国家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公民为捍卫自身人权而选择走上街头,以抗议最高法院撤销联邦保障堕胎权。而在美国期中选举即将于下月到来之际,堕胎议题也再一次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焦点、两党争论的核心,此前民调始终处于低谷期的拜登,更是将该议题视为了挽救其选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美国民主远比想象中脆弱,“三权分立”并未成功捍卫女性权利。

民主与人权,永远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但相比于扮演“民主斗士”,美国政府还是更热衷于充当“世界搅屎棍”、“战争制造者”,往往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手上却做着见不得人的事。在对外宣传上,美国素来都号称本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完美做到了国家职能部门间权力的制衡,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布什还曾大言不惭地表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更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显然,相比于“漂亮国”的“漂亮话”,现实却向我们展现了“美式民主”最为真实的一面,在美国民意在堕胎议题上早已板上钉钉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美国最高法院竟然能够如此堂而皇之的将司法权凌驾于人权之上,将女性最为重要的权利踩在自己的脚下。这不但是美国民主人权的倒退、更是对西方所谓“先进体制”的嘲讽。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目前美国民主的发展就是在大幅度的退步。因为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堕胎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也将交给各州自行裁决。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因此失去接受堕胎服务的途径。对此,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群众,还在近日华府游行中振臂高呼“我们不要走回头路”。她们举着海报,呼吁大家“投票拯救妇女权利”。这其中,刚刚步入成年的18岁女学生艾米丽·鲍柏尔(Emily Bobal)还在法新社的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不想倒退到不同的时代…我们在2022年还要这样抗议,实在有些荒谬。照这样下去,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下个目标可能就是同性婚姻。”

与此同时,70岁的金伯利·艾伦 (Kimberly Allen)也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站出来,为民主而战,为身体自主权而战,无论男女。民主党人正努力维持在国会些微差距的主控权,期中选举可能对这类权利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女性目前能够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手段已经极为有限,而在特朗普任内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人数以六比三占据多数的直接影响下,拜登能够改变最高法院裁决的机会也是十分渺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拜登本人民调已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将“反华抗俄”作为赚取选票的主要手段,在美国民主极为关切的堕胎议题上反而显得极为冷淡。

2、拜登借选票“胁迫”女性选民,公开宣称“先有选票、后有人权”。

政治是残酷的,残酷到就连女性最基本的生孩子问题都要被“美国霸权”干涉。但只要纵观西方文化历史的演变我们就会知道,有关生孩子一事上“保大”还是“保小”,西方的人民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就已做出过决定。当时,随着欧美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兴起,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陆续将堕胎合法化,特别是美国1973年罗诉韦德案容许堕胎合法后,堕胎权的争议就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议题,也是所谓“文化战争”的一环。

6月24日,美国旧金山,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前,抗议美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

在此后的45年来,这一争议从未停歇,观点更是呈现出两极分化,甚至有部分人呼吁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全面禁止堕胎。但历史事实和社会民意都已经明确表明,在生育还是堕胎的问题上,女性都理应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以维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等。而合法堕胎,确实在45年的时间里,有效减少了非法堕胎及孕妇死亡的比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本可以成为“女性的救世主”,但却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无奈地表示,自己在该议题上施展的空间极为有限,并呼吁选民在即将举行的期中选举,积极选出支持选择权的国会议员,以对抗“失控”的联邦最高法院。

6月2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街头抗议。

拿人选票、替人消灾,这可能就是拜登在维护女性堕胎权事宜上的做事宗旨。换句话说,就是“先有选票、后有人权”,想要让拜登出手,那就要先让他赢得选票,这种“胁迫式”的拉票方法,显然并不能令人愉悦。对此,拜登还解释道:“对此事最有效的回应,就是透过11月期中选举的投票箱,让我们掌控立法机构。而恢复‘罗案’的最快途径,则是通过一项将罗案编纂成法典的国家法律。在法案一送到我办公桌时,我会立即签署,不会多等一秒。”在这样的“漂亮话”之下,已有多名游行民众戴着象征堕胎权的绿色臂章或围巾、身穿代表民主党颜色的蓝色衣服,举着大型旗帜和布条,呼吁选民参加“蓝色浪潮”(blue wave),在11月8日前往投票。

除了华府之外,在纽约、科罗拉多州丹佛(Denver)等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可事实真有拜登嘴上说得那么简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拜登以及民主党,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履行他们的承诺。作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拜登政府埋下的最为持久的“定时炸弹”之一,他任命的三个大法官已经有力的干涉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性。早在2016年,特朗普的最高司法顾问就已组建了‘司法危机网络’用于资助共和党的州检察长及非营利组织,致使最高法院推翻联邦对堕胎权的保护,取消一些州对隐蔽携带枪支的限制等,这并不是民主党在短时间内能有所改变的。

拜登将于下月面临期中选举大关,堕胎议题成为其最后的“救命稻草”,但也有可能会“引火烧身”,但终归一点,在选举的压力下,拜登的笑容必然不会“灿烂”。倘若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遭遇选票危机,堕胎的问题无疑将会激发拥护选择权的女性站出来投票给他们。但是,他们想要让国会立法授予堕胎作为联邦权利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该立法本可以阻止各州独立禁止堕胎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民主党保持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他们也不可能推翻法院的这一次最终裁决。其所谓的“先有选票、后有人权”,则更像是拜登政府为保住政权而刻意向女性选民设下的“骗局”。

今天的美国,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早年的南北战争时代,那里居住着两个非常分裂的民族群体,拥有各自完全不同的价值、信仰和目标。现在,他们彼此离得更远。而不论是堕胎还是枪械,美国两党总能找出一些“送命题”给民众做出选择,以此来区分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就像他们意图将国际社会分成“民主”和“专制”两大阵营那样,来变相达成“拉帮结派”的目的。殊不知,这样“指鹿为马”的行为只会导致国内与国际的分裂,使人类的文明倒退,最终害了他们自己。